唐朝时期首都长安是如何加强自身的治安管理

2024-04-01 来源：橙子资讯

唐朝时期，首都长安是如何加强自身的治安管理的？

很多人都不了解长安城的管理模式，接下来跟着小编一起欣赏。

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划分为五个层次，安全需求是仅次于生理需求的第二大需求。由此可见，安定的环境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早在唐代，这种对治安的需求就已经引起了统治者的高度关注，而唐朝时首都长安又是如何加强自身的治安管理的呢?

一、长安作为唐帝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不仅自身涌动着错综复杂的暗流，而且还在不断的吸引着其他地方的势力

长安，在唐朝时不仅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因为这种独特的环境，长安的治安形势一直都不容乐观。

长安治安条件差的根源在唐初之际就已经埋下。唐代初年，唐高祖李渊属意其长子李建成为太子，但对于战功赫赫的二子李世民却也不加以打压，反而封其为天策上将，执掌军政大事。

这种危险的政治结构，直接导致了朝中人心浮动，让李世民产生了谋朝篡位的想法。

很快，在公元626年，李世民向李渊密告太子李建成与后妃有私。李渊大怒，召李建成入宫。李世民趁机在玄武门埋伏重兵，一举杀害李建成和李元吉，并逼迫李渊让位。这场事件被后世史学家称为“玄武门事变”。

玄武门事变宣告了唐高祖李渊时代的结束，也象征着唐太宗李世民时代的开始。此后，李世民治国有方，唐朝出现了第一个盛世——贞观之治，所以玄武门事变也被人不断美化。

但即便如此也依旧掩盖不了其弑杀兄弟、谋朝篡位的恶劣行径。所以，玄武门之变从发生之际就给当时的唐朝人民，尤其是身居旋涡中心的长安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扯下玄武门事变的历史色彩，它其实就是一场以武装暴力为手段的政治投机。然而这场投机给当事人带来的天大的收益，却直接点燃了长安无数人的欲望。

至此以后，投机和暴力就潜藏在长安甚至大唐人民的心里。在此基础上，侠文化野蛮生长。终唐一朝，民间侠文化浓厚就与此有巨大关系。

唐朝治安一直提不上去可以归咎于侠文化，但长安治安却远远不是一个侠文化可以概括的。

首先，长安是唐朝的首都，李唐皇族和公卿将相都生活在其中。这帮人天生凌驾于法律之上，再加上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做的好榜样，所以成天想着怎么搞政治投机，武装夺权，即便是没什么志向的纨绔子弟，也少不了斗鸡走狗，呼朋引伴。有这么一帮人在，长安的治安几乎不可能会好。

其次，长安是唐朝的经济文化中心，这种定位天生就能吸引五花八门的人。尤其是唐朝开放的民族政策使得世界各国人都疯狂涌入长安，这其中鱼龙混杂，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想要在这种情况下管好治安，对于生产力落后的古代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

就比如，安史之乱爆发后，即位的唐肃宗为了借回纥兵力收复长安，向回纥人允诺，将整个长安的财货都赠送给他们。回纥人借此良机在长安城内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但长安有司没一个敢过问的。

即便是有一些良知尚存的机构想要管束，最终也因为遭到武力报复，最终不得不忍气吞声。

“回纥使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殴击所司。”

——《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唐纪四十(四)

又比如唐代宗时的宰相元载，独揽朝政、威势无双。其子仰仗元载之名，纠结流痞、收罗匪盗、欺男霸女、横行霸道，长安百姓深受其害，可却因为他是当朝宰相的儿子，没有一个机构敢出手惩戒。直到后来元载倒台，其子才受到株连而死。

由此可见，唐王朝所设置的这么多治安机关根本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三、长安城的治安在不同时代遭遇着不同的问题，但长安的治安情况是好是坏总体还是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意愿

有唐一代，无论什么时期，想要维护长安社会治安的难度都很大。因为很多不法分子都具有很深的社会背景，仅仅依靠相关治安管理部门是远远不够的。对付这种人必须要最高统治者下决心整治，才有可能实现。

比如唐玄宗时期，鄎国公主之子薛谂及其同党连年在京城横行霸道，劫掠钱财，但由于鄎国公主是唐睿宗之女，唐玄宗之妹，时人都不敢得罪，即便是专门管理长安治安的有关机构，也摄于其威势，不敢过问。

由此可见，对于作为唐帝国首都的长安来说，仅靠治安管理机构是根本无法彻底整顿治安的。因为相较于长安城中动辄出现的王子皇孙们，庶民出生，位卑职小的有司官吏根本不敢执法。在这种情况下，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整治决心往往决定着长安治安情况的最终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