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生活中遇到失去常识的案例缺少常识的贪

历史和现实不是由单独发生的一个个事件组成的，而是由不同趋势的时段组成的。所以，单独看某年某月某日发生的某个事件，没有多大意义。有意义的是探究某个时段的大致趋势。

直到两年前，华尔街仍然是美国对未来经济乐观的一个行业堡垒，至少表面上是那样，虽然墙上已经出现无数裂纹。显然，那种乐观基于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一直克服不利因素，持续增长，但它忽略了华尔街自己的投资信条：过去的成功并不预示未来的成功。历史是个时移势易的过程，投资者跟着辗转腾挪，跟不上的被淘汰，人间一直是这样。这些年，我们最大的变化是武断决策主导一切，制造的不确定性四十年未有。很难让人相信，各行各业的私有企业一片哀嚎，但华尔街可以在那里逆流而上赚大钱。

在没有重大危机的情况下，资本追逐利润，政客得过且过；但两国关系进入危机时段，即便最乐观的说法也至少是面临重大危机，现在看不到改善的空间。更糟糕的是，危机升级的可能不比改善的可能低。华尔街有赚钱的能力，但赚钱在国与国关系中，尤其是在大国与大国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决定性因素。

近十年，美国政客和媒体越来越频繁地使用“existential threat”（“生死存亡的威胁”）讲中美关系，国内的宣传早就把美国当成头号国际敌人。了解一点政治哲学术语和欧美历史的话，会知道这个词在美国语境中意味着什么。这是判断近几年和今后十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关键词，跟谁当总统和哪个党执政关系不大。其他各行业，包括华尔街，都不得不随波逐流。

美国人除了认钱，还有强烈的价值认同，把自由、平等、追求幸福作为美国人之所以为美国人的认同要素。二战前，很多欧洲人不太理解，强烈的个人主义，加上不同种族，贫富差距巨大，漏洞百出的联邦制度，美国具备了分崩离析的完美条件，但内战后国家却越来越稳固。龚纳·梅达尔从瑞典来美国研究这个问题。发现美国人比任何欧洲国家的人都更强烈地认同一些抽象价值，就是自由、平等、追求幸福等。梅达尔把这些价值称为“美国信条”，他发现不仅有钱人和中产相信这些价值，而且穷人和处于种族隔离中的南方黑人也相信这些价值。这些年，美国不同政治光谱上的各方争来争去，但万变离不开“美国信条”中的价值。

了解这种国民心态，就是美国人除了爱钱 — — 芸芸众生都爱钱，也有比很多国家的人更强烈的价值认同。这种强烈的价值认同，像梅达尔说的“粘合剂”，把美国不同种族、不同阶层、贫富悬殊的人群结合成一个国家，就会理解，为什么美国民间越来越把近十年的我们当成existential threat, 不只是经济方面 — — 美国从跟我们的贸易获得巨大利益，更重要的是价值观的冲突。全球化越紧密，普通美国人和政客的这种威胁感越急迫。如果像梅达尔分析的那样，美国是一个由“美国信条”粘合在一起的国家，美国人自然把我们的意识形态当成威胁，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是这样。

过去四十年，在经济上的巨大成功让很多人相信经济增长是理所当然的“常态”。但看一下历史，这个想像的“常态”之前是另一个“常态”，那个“常态”的特征之一就是把官僚系统当成一架绞肉机，并扩大到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这个领域。这四十年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停止了那个系统的绞肉机功能，但这些年貌似已经大面积恢复了。

绞肉机一旦启动，就难停下来。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两年前不少英文媒体的文章开始分析经济失去动力的问题 — — 当时说失去动力，不是说已经停下来。两年后的今天，已经不是失去动力的问题，而是已经停滞的问题。

美国人不愿短期内付出重大代价脱钩，在能得过且过的领域还会得过且过，但脱钩的趋势已经难以逆转，用外交辞令说就是“去风险”，不仅美国这样，而是整个发达国家阵营的共识。

在这种大环境下，一边跟美国正面对抗，一边开动绞肉机，一边让资本家挣大钱，这幅美景可能么？

我们仍然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 — 几十年前，正是因为美国看到这种潜力，才为资本大举进入扫清障碍。但潜力要转化成现实需要技术、市场、资金等必要条件，过去四十年大部分时段，我们跟发达国家合作为主，满足了这些条件，经济突飞猛进，但这些年，我们意识到这些条件中的一些正在威胁稳定，正在全力剿灭威胁的条件。包括绞肉机功能，都是不安的反应。

基于这种现实，包括一些手的全面介入，这种做法制造的经济风险肯定超越了经济分析本身的范围。

一个常识性问题：世界上有哪一个经济体，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能持续强劲发展？当然，一些坐井观天的理论家相信永远创造奇迹 — — 奇迹在常识之外，不是没有可能，只是普通人不靠奇迹生活和思考，国家更不靠奇迹运转。

有人貌似相信，其他内部和外部有利发展经济的条件都在弱化，或者干脆不存在了，比如相对宽松的环境，相对职业化的不受打压的技术官僚系统，商人阶层的安全感和对未来市场的合理预期，大致正常运转的司法系统等。

考虑以上因素，只是说还有巨大发展潜力，没有意义。这个做生意的人早就知道。有意义的问题是，现在做生意，除了考虑生意本身的风险，还必须考虑宏观风险，这种风险有时候更要命。如果连稍有才能、稍有见识的人都噤若寒蝉、鸦雀无声，只有一群老紫红和小粉红张牙舞爪叫唤，对外叫板，同时，资本家却能继续创业发大财，民众生活蒸蒸日上，经济强劲发展。那是平行宇宙的美景。

如今，那副平行宇宙的美好图景转眼成了烂摊子。无知无畏、自我膨胀在加速制造四十年未有的危机，现在可能只是危机的初级阶段。这十年，见识和心智在平均线以上的国人大都经历了或快或慢的预期转变。不少人把罪责完全归咎于个人，但现实中，很多博士教授也是那种见识。所谓“东升西降”之类都是知识分子发明的梦呓。这十几年，很多国内知识分子相信这种东西。人是环境的动物，长期经济增长会让人丧失正常判断力。有朋友讲，知识分子是被持续的经济增长驯化了。官界和学界都是相对封闭的吸血鬼系统，在里面呆久了，大多数人会丧失人间常识，产生身处平行宇宙的幻觉。

一些过气的西方政客专门靠贩售能助长他们幻觉的理论鸦片赚大钱。十几年前的所谓“北京共识”就是拉莫、基辛格之流炮制出来变现的一个样本。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我们加大投资拉动经济，“共识”引起更多人注意，国内官方也开始大力宣传“共识”的国内版 — — “中国模式”。

有人对“共识”总结出五条：一是渐进改革，二是实验创新，三是出口拉动增长，四是国家资本主义，五是威权政治。这大致是以倡导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对立面。

《经济学人》曾刊文指出，“共识”是一群“美国智库的学究和国内扑扇羽毛的书生”发明的东西，说不清到底是什么。不过，拉莫显然不是个学究，他的老板基辛格更不是。很多人批评“共识”把经济成功归结为国家资本和威权不符合事实。事实上，经济发展更重要的原因是天量的廉价劳动力供应，对外资充满吸引力的巨大市场，极高的居民储蓄率，还有美国和欧洲市场的开放。

这几年，因为经济增长从放缓，债务问题浮上水面，外汇储备大幅减少，这种提法越来越少。花大钱在亚非拉推广的几个“共识”典型没有一个成功，比如委内瑞拉、津巴布韦、巴基斯坦等。这两年，在国内外矛盾方面貌似正由危机酝酿时段进入初步危机爆发时段，已经听不到严肃的学者再提“共识”或“模式”这回事。拉莫和基辛格的钱也早入了腰包，官界和学界吸他们贩卖的理论鸦片也高潮过了，现在是幻觉消失后的头痛时段。

回顾这十年，可以说是“预期”转换期吧，就是心智和见识在平均线以上的国人从对未来的乐观预期逐渐变得悲观，其间有些小的反复——那种反复在下面几年还会出现，但整个过程相当明朗，到今年上半年基本完成。人们的行为跟着预期变，逐渐形成趋势，不是人力可以逆转。2013–2015时已经明确有今天的预期并付诸行动的那个精英人群，算是先知先觉。2015年后，机会窗口越来越小，不少人贪图眼前小利，主动或被动地闷在那里了。趁那个时间窗口出海的万亿美元资金，很多并不赚钱，但至少钱还是自己的，不用担心失去支配的权利。

国内的教育是个阉割常识的过程，加上社会氛围刺激人性中的贪婪，让很多心智并不太低的人养成一种“缺少常识的贪婪”性格。一个简单的例子，李嘉诚大面积撤资的时候，很多人还在房子上押宝下注，而且嘲笑李错过了国内后面几次不动产涨价的机会。观察一下，当年那个换美元出海的绝佳窗口时段各种人的表现，即便在有钱人中，见识、心智天差地别。即便见识和心智不太好，只残留些常识的人也会有个基本认知：李嘉诚比自己有见识。这不是常识么？“缺少常识的贪婪”将毁掉这代人积累的财富。

当年有些小生意人，看到一些消息灵通的大户成规模换美元出海，自己也跟着做。他们并不一定能预见到今天的状况，但他们学习的榜样肯定预见到了不到十年后的今天大致会是个什么样。但在大环境中，有那种见识和学习能力的人毕竟是少数。很多生意人直到2018年还在做“东升西降”的春秋大梦，赚了些快钱，出国游了几趟，就觉得自己看清了世界大势，可以指导美国和欧洲怎么发展。各行各业，从庙堂到群众，很多人是那种行为方式：指导现代文明国家应该怎么做。那种做派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前些年，遇到不少这种对世界缺少认知却自我才俊化和自我栋梁化的生意人和知识分子。现在都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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