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父亲育儿假她为什么建议延长男性带薪育

2021年2月12日，湖北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产科新生儿护理区。 （视觉中国/图）

刚闭幕的2022年全国两会，生育政策是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多位代表委员提出了关于相关建议、提案。其中，80后的全国人大代表、太平洋医疗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燕芳作为上海团代表，在3月5日下午举行的全团审议中，提出需要“加快建立健全家庭社会友好的政策体系”。

不过，周燕芳为这个“家庭社会友好的政策体系”提出了多项具体建议，在公布后引发了更多讨论，更登上热搜。她提出，要延长男性带薪育儿假，并强调要“强制执行”。另外，面对学生群体，她表示要“鼓励和保障在校硕士和博士生结婚生育”。

目前，中国面临着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的三大趋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人口达14.1亿，出生人口较2019年下降260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3.5%。

“去年放开三孩政策之后，出生人口有1062万，总人口的净增也只有40万，都是低的。”周燕芳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解决人口问题不能单靠三孩生育政策。周燕芳进一步阐述了自己为什么要提出这些建议，起源则与2021年她陪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到上海做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法的调研有关。

社会个体对少子化感知不明显南方周末：之前你的建议大多与社会保险相关，为什么今年的建议会围绕人口和生育问题？

周燕芳：有两个契机，一个是去年6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到上海做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法的调研，我陪同了三天，走访高校、上海张江科学城和新风村等地，听到了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行业背景的人的声音。另外，在上海，生育压力是特别大的，三孩生育政策去年刚刚放开，周围朋友讨论得也很多。建议里的一些内容，也是我周围的70后到90后女性提出来的。

南方周末：你是怎么看待目前的人口问题？

周燕芳：我梳理过一个数据，2016年我们放开二孩后，新生儿数量迎来一个小高峰，之后就从2016年的1786万逐年递减，2021年实施三孩政策后，出生人口也只有1062万。

老龄化和少子化是一个摆在眼前的问题，从社会个体的角度来说，大家对这个感知不明显，但是人口问题对于未来社会的经济发展、劳动力的供给等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

南方周末：根据你的调研情况，哪些因素在阻碍生育意愿？

周燕芳：一个是经济负担比较大，房价、孩子的养育成本很高。有这样一组数据，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澳大利亚是2.08倍，法国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国是3.64倍，美国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国是6.9倍。

6月那次调研中，包括上海高校大学生、科学家等，这些女性一方面希望承担照料孩子的家庭责任，但同时她们对于事业的发展，以及经济的独立也有很大的追求。实际情况却是，中国的托育机构太少，入托率不足5%，上海的（小孩）不一定都有老人能够照料。

还有就业问题。当时我们去上海外国语大学，女生告诉我，她们担心未来找工作更难了。确实如此，虽然各地都在延长女性的产假，但产假延得越长，从企业角度来看，就要承担越高的雇用育龄女性的成本，所以应聘中会出现男性被优先考虑的现象。

全国人大代表周燕芳。 （受访者/图）

需要拿出体系化的举措南方周末：很多代表和委员都从生育补贴的角度提出自己的想法，你的建议更强调政策体系，你如何考量这个体系的结构？

周燕芳：还是围绕之前我说的三大阻碍因素。要解决人口问题，就要拿出一个体系化的举措，可能不是某一项政策就能见到效果，个人、家庭、企业、社会要共同分担相关的成本，才能使我们的人口问题，包括出生率低的问题得以改善。

南方周末：你的第一个建议是从男性带薪育儿假入手的，提出要“延长男性带薪育儿假并强制执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考量？

周燕芳：刚刚提过，各地这几年都在延长女性产假，但对于企业而言，招聘的时候（管理者）往往都会问（女性应聘者）有没有生过孩子，未来准备生几个孩子？当对方说她要生两个孩子、三个孩子的时候，（管理者）基本觉得这个人我不能用。

南方周末：而且你建议的重点是强制执行。有些人会认为，强制性安排并不妥当，有时候，爸爸出去工作更有利于家庭发展，或者即使延长男性育儿假期，也难以保障他们能够在家“带娃做家务”。

周燕芳：其实我们列这个（建议）的时候，就有很多女性朋友质疑，男性休产假，在家里能不能真正起到育儿的作用？我认为，如果男女产假的差异变小，至少在就业的过程中，这种性别歧视能够得到改善，甚至消除。

南方周末：其实相较于男性是否起到育儿作用，你更关心的是通过强制休假，把压力分散？

周燕芳：是的。为什么要强制执行？现在我们经常说“丧偶式育儿”，男性有产假可能男性都不愿意休，但像瑞典，既有强制的、不可转让的、父亲母亲都有的产假，还有可共享的产假，所以也借鉴了国外经验。

对促进女性就业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南方周末：除了人大代表之外，你的另一身份是企业负责人，在管理公司时，面对要休产假的女性，你会怎么做？

周燕芳：包括我在内，周围很多的女性管理者在招聘员工的时候，都会偏好男性。在做妇女权益保障法调研过程中，我们强调，不允许询问女性应聘者有没有结婚、生孩子的打算，但实际上是很难被执行的，确实那次调研对我自己会有一个触动。

在企业里，有女性员工要休产假，我不会说不允许。但企业也有考核制度，绩效和职级提升、加薪等方面，作为管理者，确实很难再考虑长期休产假，或长时间把精力放在家庭的（女性）。

这里面最大的矛盾是，政策成本是叠加在企业上的，企业还是需要从商业角度出发。这两天会议间隙，我们团里有一个年长的男代表告诉我，“你有没有发现生二孩的是什么样的家庭？”他觉得是两种，一种是家庭特别有钱，另一种是体制内的，工作稳定，可能工作强度也不太大，不怕失业。

南方周末：如果让男性强制休产假，企业的负担不是更重了吗？

周燕芳：不可能把提高生育率的成本完全让企业承担，这就是为什么我也提出，为促进女性就业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另外，政策也要对二孩或三孩的家庭有一定的支持，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在校生应该有更多选择南方周末：现在网络上争议比较大的，还是你关于“鼓励和保障在校硕士和博士生结婚生育”的建议，为什么会有这个主张？

周燕芳：写这个东西我也挺担心的，或许大家会认为我只是站在女性的立场去考虑，又或者认为，我把女性当作生育机器。

其实现代女性，是否结婚、生子都是可以的。我没有说女性一定要在读书期间去生育。但如果她选择在这个时候生育，高校和社会有没有相关的保障，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我希望的是，给女性更多选择权。在校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可不可以结婚？现在是允许结婚的，那能不能生育呢？因为我在高校调研发现，部分在校的硕士生、博士生如果选择（生育），她们会遇到很多障碍。

南方周末：在校生选择生育时会遇到哪些障碍？

周燕芳：比如说，毕业时间会不会延迟？还有没有博士生的相关津贴？我了解到，香港大学会为研究型硕士和博士设立产假，不顺延在校的学习时长，还为在校的父亲设立一周的陪产假。

可能现在的在校大学生看到这个会觉得很反感，我很能理解，但纵览我周围的70后、80后女性，生育周期和事业发展期是重叠的，如今教育年限又在延长——我现在年纪大了会反过来想，周围的年轻女孩子（如果要生育的话），应该赶紧生，生完了就一门心思去拼事业。

提高女性职业天花板南方周末：你的建议中还说到，要“提升各领域女性参与管理的能力与话语权”，为什么会想到这一条建议？

周燕芳：调研中我发现，有很多女性科学家非常不容易，她们告诉我，科技工作者中女性的占比其实是不少的，但在领军人才，包括院士里，女性的占比不足8%。她们提了有几方面障碍，一是评审委员里，女性占比很低，另外，一些项目对于女性申请人有年龄限制，包括女性技术人员退休是否能够享受和男性同样的待遇。

南方周末：你的想法是，更多女性掌握了话语权后，能关注到其他女性？

周燕芳：我倒并不认为这些领域的女性比例高了之后，她们会更关注其他女性。在实际的经营管理中，最好是没有性别差异偏好。写报告之前，我也看过一些国外的研究，比如有研究提到，男性和女性在管理的风格上是有差异的，上市公司里女性的占比高，企业业绩会表现得更好，不过这些我都没有放到报告里去。

南方周末：这条建议看上去和你提出的人口问题也没有太大关系。

周燕芳：可以把这一条建议理解为一个结果。一个反过来的漏斗，如果最后顶尖部位女性占比是很低的，反推上去的话，女性在职业发展的过程中，相较于男性，她的天花板是不是很低？

同时，我也希望，在这个顶尖位置上，有更多女性声音。任何一个建议都不一定完全对，我只是局限地反映一些群体的声音，如何实施还需要更多人的智慧。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南方周末实习生 冯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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