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养花创意标题(由《花之语》想到的)

文｜汪家明

大约是１９９９年春，我去范用先生家聊天，他正因老朋友萧乾去世而难过，拿出一本１９４７年晨光出版公司印刷的《英国版画集》，告诉我，这是萧乾编选的，开本和样式都追摹鲁迅当年编选并写序的《苏联版画集》。我看了很喜欢，就回去重印出版了。其实，画集中的一些作品此前已被翻制印行，比如活跃于“二战”前后的女版画家格特鲁德·赫米斯的花卉作品，尤其是那幅充满装饰风味的《花》，被许多报刊使用。我也曾惊讶于这幅版画的精致和气质，认为可以复制放大，挂在书房。２０１２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收有三百多幅伦敦自然史博物馆珍藏画作的《发现之旅：历史上最伟大的十次自然探险》，掀起了一阵阅读和出版的热潮，其中许多１９世纪的英国花卉图谱，笔触细密，可看出赫米斯的传承源头。

英国人和中国人审美之不同，从花鸟画上即可看出。１８、１９世纪英国花鸟画的流行，似乎与博物学的兴盛相关——起初是旅行探险的博物学家，为了记录动植物标本而画。有的雇请随行画家，有的干脆自己动笔。不言而喻，科学标本需要记录哪些位置、突出什么，博物学家更明了。在这里，科学第一，审美第二。当时留下来的许多花卉图谱，除了花朵枝叶之外，还会在空白之处画花苞解剖图、枝干横切图等。中国的花鸟画有悠久历史，可是千百年来以写意为主，逸笔草草，重在生趣，不重细节；即便是重彩的工笔画，也是审美第一，无论科学的。中国人缺乏博物学的传统。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虽有药草图一千余幅，但与英国博物绘画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博物学图谱的流行还和印刷有关。萧乾说：“一部英国版画史本身便是一部印刷技术史。”由于花卉的丰富和美丽，它潜在的审美价值逐渐显现出来，普通人家挂一幅花卉图谱是很惬意的事情，可是手绘的图谱很难得到。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编号印发、几可乱真的复制品为大众所接受。到了１９世纪中叶，分色套印技术愈加成熟，凯迪克、格林纳威的彩色儿童绘本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彩色花鸟图谱印刷品也更便宜易得。《花之语：英国古典版画里的花草秘事》所依据的１９世纪末出版的几百本《熟悉的花园之花》小册子，就是那个时期的珍本。可能是为了普通读者有能力购买，从而分册印制，其实这些作品１８７５年就已经出版了两大册精装合订本。

《花之语：英国古典版画里的花草秘事》

崔莹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值得玩味的是，这位爱德华·休姆所绘，似乎不合科学标本惯例，是审美第一，科学第二，正如崔莹界定作者的职业，首先是“插画师”，其次才是“植物学家”。我猜，这种界定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些画作本来就是为科学考察而完成的，但符合感觉。相比同时期许多科学图谱，这些花儿不但色彩和造型美妙，而且显然包含绘者的情趣，堪比艺术家的创作；反之，正因为有科学的根基，这些画有筋有骨，一枝一叶一花一瓣都不含糊，胜常规静物画一筹，成为其特点和长处。这样说是否有点牵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崔莹如何会写《花之语：英国古典版画里的花草秘事》这样一本书，她在自序中已经说了。她没有说的是，其实她对１９世纪的英国绘本早有研究，已经写作出版了《英国插画师》《英国插画书拾珍》等，这两本书的内容也来自从古旧书店淘来的画本。我有时想象她身着简便的旅行装，身背相机，像她告诉我的那样，在欧洲大陆那些老牌书店里徜徉，时有发现，眼睛发亮，微笑漾在嘴角，如获至宝的样子，令我羡慕不已。这是爱书人最惬意的时刻。

从小到大，她一直是爱花人中的爱花人，不仅爱花，而且有条件种花养花，有自己的小花园。远离家乡，生活宁静，除了满世界跑，回家后就与花相伴，以花为友，以花自比：

我不禁想到自己，从济南到北京，从北京到爱丁堡，在英国求学、工作十多年，一如这在角落里寂然开放的棣棠。不过，我可比它幸运多了呢！２００多年前，它乘坐了快一年的轮船才到英国，而我只坐十多个小时飞机，就到了这个经常会很冷的异国他乡。棣棠耐寒，我也不怕冷。

不知为什么，看着这部可人的书稿，看着休姆笔下一簇簇高雅又蓬勃的花，我似乎看到八千公里外的崔莹，在一座英国老式别墅的门口，阳光斜斜照着她明媚的面容、灵动的笑眼和长长的辫子，有一种画意……不知为什么，无形的思绪又带着我，从这一百五十种（篇）花和散文，飞到另一本记录百花的作品集——１９５８年出版的郭沫若的《百花齐放》，一百首关于一百种花的诗，其中配有一百幅版画家的花卉作品，包括李桦、力群、沃渣、刘岘、王琦、黄永玉等，其中最多的是刘岘的作品，其风格明显受到赫米斯的影响。遗憾的是，这样一部大诗人、大画家的作品，却由于时代原因而被扭曲，早已被人遗忘。如此看来，崔莹不仅比棣棠幸运，也比曾写过话剧《棠棣之花》的郭沫若幸运得多。至于“棣棠”和“棠棣”名字为何颠倒，书中自有答案，请读者自赏。

（本文为《花之语：英国古典版画里的花草秘事》推荐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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