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湖养花顾祝同假面佛一生官运不衰3军中圣

作者：杨帆

顾祝同逃到台湾后，国民党上层许多人要求追究其战败责任。顾祝同惊慌之中赶紧交出“国防部长”、“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等全部职务，以躲避风头过关。蒋介石对这个一贯忠诚的下属一向很关照，此时亲自出面替顾祝同说情，加上顾祝同的人缘好，渐渐地也就没有人再提追究一事了。

但由一个身居要职的国民党实力派变成无所事事的“寓公”，顾祝同一时难以习惯，整天抑郁寡欢，把自己关在家里极少出门，对外说要闭门思过。蒋介石知道后，特地打电话开导他，安慰他，要他到处走走，散散心，不要难为自己。有蒋介石开导，顾祝同的心情豁然开朗起来，不时外出到朋友家或者以前的下属那里串串门，聊聊天，天气好的时候，也会到台北附近的风景区去走走。

蒋介石深知，在和他一起来台“共患难”的高级将领中，真正能像顾祝同这般死心塌地追随他的并不多。由于顾祝同不拉帮结派，没有形成“小圈子”，在国民党中央军政大员中少有顾祝同的同乡、亲戚，因此蒋介石对他一直信赖与器重。由于到台之初局势尚未稳定，权力重组尚未明朗，蒋介石为了安抚这些跟随自己飘洋过海的高级将领、党政大员，特设“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任命顾祝同为该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何应钦，另一副主任为白崇禧。不久又任何顾祝同为“战略顾问委员会资政”、“国策顾问”等职。1952年10月，蒋介石又给了顾祝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这一荣誉职位。

对这些有名无实的荣誉职位，顾祝同是“非常满意”的，何况在大陆时期顾祝同对蒋介石的所有任命没有表示过任何不满，何况以何应钦为首的一大批原军政大员都享受着这种位尊而无权的职位，顾祝同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1954年7月，蒋介石又给了顾祝同军事生涯中的最高荣誉，晋升他为“陆军一级上将”，军衔达到顶级。

1959年，顾祝同终于有了重新被重用的机会。蒋介石到台湾后，一直精心策划着如何将权力移交给儿子，建立第二代蒋家王朝，因此处处为儿子接班创造机会。在国民党改造运动中将过去的党国重臣、实权要员除了可以完全驾驭的心腹之外，一概打入“冷宫”，为蒋经国接班扫清了障碍。在选择陈诚、俞鸿钧、严家淦等人为蒋经国保驾护航之外，蒋介石开始考虑任用一两位“元老”到前台“压阵”，一方面为蒋氏家族的权力接交保驾护航，一方面也可以堵住那些被冷落了的官僚们的嘴巴。于是，这个重任便落到了顾祝同身上。

1959年6月，顾祝同被任命为“国防会议秘书长”。“国防会议”是国民党最高决策机构，主要由党政机关首脑组成，由蒋介石本人亲自主持会议。国民党的重大决策均出自此机构。从此顾祝同在秘书长的位子上一坐八年，由此可见蒋介石对他的器重非同一般。

这一点，使顾祝同的命运与其他空任虚职的去台高官有了明显区别。连何应钦去台后都落得有宠无势，而顾祝同能得以进入蒋介石的决策核心，究其原因，无外乎就是顾祝同对蒋介石的忠贞不贰。顾祝同一生对蒋介石言听计从，最善于揣测蒋介石的心理，明里暗里都模仿蒋介石的言谈举止，学着蒋介石那种装模作样的姿态。钱大钧说顾祝同有“道学”、“令人钦佩”。何应钦说：“顾墨三百依百顺。”

1967年2月，“国防会议”改组为“国家安全会议”，年事已高的顾祝同主动让贤，向蒋介石提出由蒋经国的亲信黄少谷任秘书长，自己改任副秘书长，继续留在权力中心发挥其长老的影响。1972年夏，“战略顾问委员会”被撤销，顾祝同改任“总统府”陆军一级上将战略顾问。

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顺利就任国民党中央主席。顾祝同认为自己完成了蒋介石赋予的托孤“重任”，于是向蒋经国提出辞去一切职务的请求。蒋经国见顾祝同已是耄耋老人，难以再有大的作为，便准备给他安排一个最高荣誉职位，使其体面“退休”。1976年11月，顾祝同在连任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的同时，被任命为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以84岁高龄离开了国民党最高决策圈。

1981年4月，顾祝同连任第十二届中央评议委员及主席团主席。1982年，顾祝同90大寿之日，蒋经国授予其“中正勋章”，成为台湾获颁“中正勋章”第一人。

“军中圣人”安享晚年

顾祝同的晚年生活虽不像何应钦那样多姿多彩，但也丰富快乐。他的亲朋故友等常到顾府看望他，这些人里既有他的同乡、同学，也有他的晚辈及属下。尽管顾祝同不培植私党，但他却有着浓厚的同乡观念和同学观念。他对同乡王敬久、王仲廉、方先觉、韩德勤、冷欣等人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关照，他们的升迁与顾祝同的着意提拔是分不开的。大凡江苏人特别是涟水人，顾祝同都特别关注和关照。对于本家、亲戚中的同辈或晚辈，自然更是近水楼台，如顾希平、顾锡九、顾心衡、顾新葆、顾祝君、顾祝荣、赵锡田、王连庆等人，都是顾祝同一手培养和提拔的。这些同乡亲友都对顾祝同深怀感恩之情，敬称顾祝同为“墨公”。

对于部下、部署来说，顾祝同是一个宽厚、宽容的好领导、好上级，因此顾祝同有着非同一般的好人缘，这主要得益于他别出心裁的带兵方式。早在第二次北伐时期，顾祝同就开始采用自己的独特的治军方法。对士兵，他采取松散管理的方法，不仅不要求士兵严守纪律，而且不禁止士兵嫖赌。但要求士兵打起仗来要敢于冲锋陷阵，不吝生死，临阵逃脱则格杀勿论。

对军官，顾祝同则采取笼络的办法，除每月借开会之名将营以上的军官召集在一起，以丰盛宴席让大家大吃大嚼一顿以增进感情之外，每月每人还有数额不等的补助费。对营以下的军官，虽然没有明确的补助，但每人每月都可透支100元左右。连长们每月吃几个空额是公开的秘密。对违反纪律的军官，顾祝同总是告诉军法处从轻处置。被撤职的军官，往往只是离开一个短时期，回来时照常任用。对受伤或者阵亡的军官，顾祝同会支付比规定多一些的抚恤金。对年轻的退伍士兵，会尽力给予妥善安置。

年纪大了不能再当兵的，就安置到他创办的农场里，或资助一笔钱，让他们经营小商业。每有退伍官兵遇到困难找上门来，顾祝同都不会让对方空手而归。顾祝同还建立了子弟学校，保证了退伍官兵子女的受教育权利。尽管顾祝同在军功簿上战绩平平，但因为独特的治军方法，使他在官兵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以致晚年那些受过他恩惠的官兵、受过他知遇之恩的部下，都会常去看望他，与他聊天叙旧，丰富的社交活动使他的晚年生活多彩而愉快。

由于心情好，精神状态好，顾祝同在1973年5月82岁的时候，还和86岁的何应钦同游金门和澎湖诸岛，做参观访问。两位高龄老人兴致勃勃，神采奕奕，特意在金门参观了炮兵工事。顾祝同看得非常认真仔细，对工事整修的坚固性赞不绝口。

那天天气很好，顾祝同一边与何应钦及陪同人员谈笑风生，一边举着高倍望远镜，对大陆方向进行观察。但他看着看着，笑声突然停止了，笑容在脸上凝固了，就这样一直凝望了很久。人们都停止了说笑，各自的思绪似乎也被带回了大陆的岁月。顾祝同在想什么呢？是想他的故乡江苏涟水的顾家庄，还是想他留在大陆的亲朋好友？流落海岛已二十多年，恐怕今生难再踏上故土，这是顾祝同晚年的最大遗憾。

放下望远镜，顾祝同与何应钦回忆起在大陆的往事，自然而然地谈起了1925年的棉湖之战。何应钦拉着顾祝同的手对在场的人说：“我的命可是顾上将捡来的，当时要不是他带人冲得快，再晚半个小时，我就有可能去见阎王爷了。”顾祝同摇摇头说：“老长官，那不是我有功，是你的命大，阎王爷不收你。”

除了与亲朋故旧往来，顾祝同晚年开始尊孔读经，并配合何应钦大唱道德重整的高调。一些了解他年轻时“作为”的人常常在私下讥笑他说：“顾墨三年轻时花天酒地，死到临头了又变成了一个道学先生。真是可笑！”

顾祝同年轻时享有“军中圣人”之称，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并非“圣人”，甚至可以说其私生活放荡，只不过他善于伪装罢了。

顾祝同先后两次结婚，原配夫人杨朝云是顾祝同发迹前受父母之命娶回家的。杨朝云为顾祝同生有一儿一女。后来顾祝同在担任第三师师长时，又看上了苏州有名的大家闺秀许文蓉，将其娶回做了二房夫人。许文蓉才貌双全，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样样精通，被人誉为风流才女。顾祝同专门为许文蓉在上海购买了一幢别墅，又把杨氏所生的儿女接到上海，交给许文蓉抚养。

顾祝同接走儿女后，很少再回苏州与杨朝云相聚。杨氏失去丈夫又失去儿女，终日郁郁寡欢。时隔不久，一场意外的大火夺去了杨氏的性命，许文蓉便成为了正房夫人。然而，知书达礼温柔贤惠的许文蓉，并没有改变顾祝同的放荡习性。1941年春，顾祝同又看上了一个叫史文卿的京剧演员。当时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迁移到了屯溪，屯溪位于新安江边，是皖南山区一个繁华的小城镇，号称当地的“小上海”。有一次顾祝同偶然去听戏，被台上的史文卿的美貌所倾倒，很快坠入情网。为将史文卿追到手，顾祝同费尽心思。他让军法处在屯溪街上贴出一条通告，通告云：值此国难当头之际，一切以抗战为重，通告所有将士，不得擅自进入剧场，以免玩物丧志，贻误戎机。有敢以身试法者，严惩不贷。没过多久，史文卿便自投罗网，作了顾祝同的笼中之鸟。

以后随着年事的增高，那些偷香窃玉的事已经成为了历史。晚年的顾祝同家庭生活幸福，夫妻恩爱。顾祝同共有十个子女。其中两个儿子：潮生、福生；八个女儿：开生、惠生、省生、瑞生、锦生、永生、珏生、琏生。在一大群儿孙中，晚年的顾祝同尽享天伦之乐。

1982年，顾祝同开始口述回忆录，名为《墨三九十自述》，由其秘书记录整理后出版。

顾祝同的晚年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睡早起，还保持着散步的习惯。顾祝同喜欢养花，在院子里养了很多花，走进他的家就像走进了百草园。他还经常去花市买花、赏花。他认为养花不仅能陶冶情操，还能锻炼身体。长期养花，使顾祝同对于花卉的栽培有了一定的研究，他本人也仿佛成了名副其实的园艺师。

1985年8月10日，已是93岁高龄的顾祝同早上起床后，正准备浇花，突然感到头痛头晕、浑身不适。由于8月的台北天气炎热，顾祝同以为是天热引起的，便没在意。可到了晚上天气凉爽时，症状仍没有消失。家人赶紧把他送到“荣民总医院”，医生诊断为老年性高血压，用药后，顾祝同的病情得到控制。第二天血压正常后，顾祝同觉得自己没事了，坚持要回家。医生劝阻不住，只好同意，并再三叮嘱他一定要注意休息，可是顾祝同没有把医生的话当回事。

8月12日，顾祝同一早起来，没有感到任何不适，便前往花市赏花。由于顾祝同血压尚未恢复稳定，加上天气炎热，他本人年事已高，从花市回来后感到十分疲惫，但当时并未在意。晚上，顾祝同在看报纸的时候，突然毫无预兆地晕倒在地上，人事不省。送到医院后被诊断为高血压引起的脑部微血管阻塞。

顾祝同从此住进医院，卧床不起，并吐字不清，无法与人交谈。住院期间，顾祝同的妻子儿女们终日陪伴左右，顾祝同在黄埔军校任教时的学生、老部下、老朋友黄杰正好住在隔壁病房，经常坐轮椅过来看望他。

1987年1月17日凌晨4时20分，顾祝同在台湾“三军总医院”逝世，享年9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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